匡亞明與于省吾:“三顧茅廬”只為先生向北來

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日期:2019-10-25? 作者:鮑盛華? 【 字體:

    這樣一段并不算久遠的東北往事,生動地闡釋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真正含義,讓后人感動不已。

  匡亞明,一位廣開賢路的校長,“讓我去辦一所大學吧”,是他一直追逐的夢想;于省吾,一位孜孜以求的學人,奔赴東北,堅守學術,乃其人生不悔的抉擇。他們的命運因一所初創的大學而交織在一起,他們的友情在新中國的東北大地上生根發芽。這樣一段并不算久遠的東北往事,生動地闡釋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真正含義,讓后人感動不已。

  東北之邀

  張伯駒沒想到,東北的秋天這樣短。1961年10月,剛來長春時,中午的陽光照在身上,甚至還有幾分灼熱之感。可是,當宋振庭請他們夫婦二人吃完火鍋之后,沒過幾天,天氣迅速變冷,儼然已是純正的冬天了。

  只是,張伯駒和潘素的內心卻越來越火熱,他們覺察到了這個偏僻省份與眾不同的發展氛圍,他們愿意把全部熱情都投入其中,為這片土地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張伯駒每天都認真閱讀省博物館給他準備的資料和報告,回到家里也滿腦子都是單位的事情,他籌劃著一個令自己興奮的工作計劃。潘素則在聚精會神地備課。在這之前,她甚至沒有邁入過學堂的大門,現在卻因出色的繪畫能力,一下子登上了大學的講臺。

  忽然一日,夫婦二人正在家中伏案疾書,響起一陣敲門聲,一個熟悉的聲音隨后傳來:“老朋友開門,老朋友快開門,我來看你們來了!”(《一代名士張伯駒》,任鳳霞著)

  這讓張伯駒和潘素甚是驚訝,聽聲音好像是熟悉之人,可是他們剛剛才來長春,人生地不熟,怎么會有老朋友在這兒呢?

  張伯駒打開房門,一下子驚呆了,門前竟然站著自己在北京的老朋友——古文字學家于省吾!

  張伯駒一時語塞,竟說不出話來。緊接著,興奮的他和于省吾雙手緊握,同時大聲喊著潘素:快燒咖啡!快備酒菜!咱們的老朋友來了!歡快的聲音讓一條寂靜的街道瞬間明亮。

  于省吾何許人也?他的到來為何讓張伯駒如此興奮?

  1896年,于省吾出生在遼寧省海城縣中央堡,畢業于沈陽國立高等師范。后歷任奉天萃升書院院監,輔仁大學講師、教授,北京大學教授,燕京大學名譽教授,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

  新中國成立之際,于省吾已是國內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學者。郭沫若當年寫過《殷契粹編》,整理和重刊時,專門請于省吾出山為他校訂。不僅如此,于省吾對書畫鑒賞也極有見地,和張伯駒早年相識,共同的愛好讓他們走得很近。

  于省吾怎么也到了長春?坐在張伯駒面前,就著幾碟小菜和美味白酒,老先生娓娓道來。

  那還要從時任吉林大學校長的匡亞明說起。

  “讓我去辦一所大學吧!”1954年,時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匡亞明再一次向組織請求。當時,他還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到北京的清華大學任職。

  可是當匡亞明得知,東北人民大學(即吉林大學前身)原校長呂振羽已經調走很長一段時間,主持工作的一位副校長身體還不好,只有一個教務長支撐全校工作,便毅然決定放棄清華,遠赴東北。(《記憶中的父親》﹝《佟冬同志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佟多人著)

  此前,匡亞明并沒有來過東北。他是典型的南方人,1906年出生于江蘇丹陽一個晚清殘景中的寂靜村落,父親國學涵養深厚,為其起名兒匡潔玉。

  青年時代,匡潔玉以匡世、匡亞明的筆名先后在上海大東書局《學生文藝叢刊》發表《什么是藝術》《中國哲理觀——“中”》兩篇哲學論文(《匡亞明:鞠躬盡瘁為教育 尊師重教美名揚》,孫夢云著),其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先進思想一時被傳為美談。1926年,20歲的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也是在這一年,他把“潔玉”更改為“亞明”。

  就在入黨的第二年,匡亞明領導了宜興的秋收起義。1931年,他參與出版中共滬東區《前進報》,與鄧中夏開始了密切合作。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他曾四次被捕入獄,但從未改變革命氣節。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他歷任華東政治研究院黨委書記兼院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1955年5月,長春微風吹面而不寒,綠葉剛剛從枝頭冒芽,街巷幽深,行行杏花開出粉色花朵,空氣中彌漫著濕潤的氣息。就在這大好春光里,身材高大、額頭寬闊的匡亞明來到位于解放大路北側、斯大林大街(即今人民大街)西側的東北人民大學校園,擔任校黨委書記兼校長。

  剛一入校,匡亞明就在一次全體大會上直言不諱:“學校沒有校長可以,沒有教授就辦不成。標志一所大學的水平,是教授的數量與學術水平。”

  立志要“辦一個像樣大學”的匡亞明首先想到的是“像樣子的老師”,雄心勃勃的他把眼光對準了北京。

  于省吾就是匡亞明發現的一塊價值連城的“美玉”。

  此時的于省吾對外的身份是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但基本是閑職,大量時間在家中從事一些自己喜歡的研究工作。

  面對匡亞明的邀請,于省吾禮貌地拒絕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過往的東西情有獨鐘,他的世界是令人陶醉的甲骨文,是美妙絕倫的金文,是浩如煙海的古籍,是精美細膩的古代器物。

  已然60歲的于省吾,覺得繁花落盡,并不期望人生再有什么波瀾。

  但匡亞明不氣餒。一次不行,再來一次。他帶上主管人事和組織工作的副校長佟冬再赴北京,直奔于家,目的非常明確,邀他出山。匡亞明把到東北辦大學的所思所想和教育主張,一股腦兒全都告訴了于省吾。于省吾靜靜地聽,有時也熱烈回應。但一談到去留的緊要關頭,于省吾總是有節制地把話收回來。

  長談結束了。匡亞明再一次失望地離開了于家。

  可讓于省吾萬萬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匡亞明又來了。仍是那個勁頭,反復告訴于省吾,對于他的研究都可得到滿足,甚至會更加深入,而且也許,那里的天空會讓于省吾覺得更加廣闊,陽光更加明媚,風吹得更加溫婉。

  于省吾被眼前的這位校長感動了,真如當年劉備請諸葛孔明出山一樣,三顧茅廬啊。

  終于,于省吾對匡亞明說出了自己猶豫多時的話,是幾條他去東北應聘的條件,其中一條是不參加系里的一般會議。

  “沒問題!”匡亞明欣然應允。

  于省吾二話不說,打點行裝,奔赴東北。

  披肝瀝膽

  到長春不久,于省吾就發現,匡亞明與他所談并非虛言,其教育理想和理念正在這方黑土地上變為現實。

  匡亞明注意到,學校哲學教研室的一位年輕講師科研成果特別多,尤其是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評華崗的“辯證唯物論大綱”的文章,反響很大。

  華崗不是一般人物,浙江衢州龍游縣人,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園,現代哲學家、史學家、教育學家。1950年4月,被任命為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創辦《文史哲》雜志,1955年,出版《辯證唯物論大綱》。

  那位年輕人評的就是這個“大綱”。有實力直接點評當代哲學家的著作,絕不僅靠勇氣,關鍵更在于有學術的底氣,有扎實的功力,以及非同一般的思想。

  這位年輕人能把枯燥的哲學課講得有聲有色,深入淺出,有一種邏輯的美,語言的美,思想的美。匡亞明一直想親自去體驗體驗。這一天,在查看課程安排之后,匡亞明來到課堂之上。可就是這么一坐,卻讓他吃驚不小:眼前的年輕人聲音洪亮,語言生動,把晦澀難懂的哲學理論用一個又一個活潑的事例講述得清晰明了。一堂課下來,從頭至尾,娓娓道來,沒有一句廢話。

  哲學課竟能如此醉人。匡亞明激動不已,他三步并作兩步地徑直來到哲學教研室,找到負責人劉丹巖教授,想聽聽這位年輕人的基本情況。劉丹巖告訴匡亞明:這個小伙子的個人能力很強,已經出版了專著《什么是唯心主義》。此外,還有三篇學術論文。

  帶著作品回到辦公室,匡亞明認真地閱讀起來。深刻的思想,創新的精神,清晰的脈絡,幾次讓他拍案叫絕,也更堅定了一直縈繞在他腦海中的想法:破格晉升他為副教授。

  然而,匡亞明的想法卻遇到了一些阻力。年紀太輕,資歷太淺,只專不紅,一些人對這樣的晉升有意見,甚至向上級部門反映。匡亞明沒有低頭,他力排眾議,最終實現破格晉升。

  為此,匡亞明專門在哲學教研室召開大會。他開宗明義地講:今天開會兩件事。一,提他為副教授是我特批的,誰有意見可以直接找我談,不要在私下議論;二,你們誰有那樣的教學水平、學術功底,我也可以晉升,如果真有能力,別說晉升副教授,晉升教授都可以!

  后來,匡亞明專門向上級部門寫信說明情況。在“匡亞明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載:1956年7月2日,主持校委會會議,當討論到擬提升一位講師為副教授問題時,匡亞明校長作為學術著作審查人首先發言,表明了支持培養新生力量的態度……1957年8月3日,就學校部分教師學銜提升問題,給高教部楊秀峰部長寫信。

  這位年輕人名叫高清海,時年26歲。(《高清海:清風云海高大人》,鮑盛華著)

  正是這樣一件事讓于省吾覺得,這所地處北方苦寒之地的大學,在不間斷地顯露出他的非凡氣度,其呈現出來的勃勃生機,像春風一樣,足以改變冬天的色彩。他沒有白來,皓首之年的他北上是有意義的。

  來到長春的于省吾,不僅住進了當時最好的宿舍,匡亞明還專門要求,學校要為教授們配備助手,讓他們從行政事務中騰出手來,專心于業務研究。

  有著驚人魄力和超人膽識的匡亞明,開展工作大刀闊斧。在于省吾來東北之前,他就向教育部積極推薦被譽為“中國量子化學之父”的唐敖慶,以及創建了該校歷史系的歷史學家、教育家佟冬為副校長。

  強有力的校領導班子求賢若渴,禮賢下士,一批有著深厚學養的大家先后來校執教。除于省吾外,還有先秦歷史學家金景芳,以及著名詩人、古典文學及文藝理論家張松如(公木),文學家馮文炳,文字學家蔣善國,法學家馬起,經濟學家關夢覺,古漢語專家霍玉厚,外國語言專家王長新、王琨,數學家王湘浩、王柔懷、孫以豐,“一時間東北人大可謂是八方學子云集,碩學鴻儒薈萃。”

  1958年,東北人民大學正式更名為吉林大學。1959年吉林大學理化樓正式開工建設,匡亞明親自規劃指導設計,提出整棟大樓必須展示出高等學府的英姿,要讓人有神圣之感。在修馬路的時候,匡亞明要求一定要寬一些,要大方,至少能并排走兩輛車。不放心,他就親自上手丈量。

  學校安裝電話總機,有人告訴匡亞明,不用太多就能夠滿足當前的使用要求。他說那不行,要為將來考慮,力主上容量大的500門。

  在匡亞明心里,一所大學終于有模有樣了。

  孫夢云在《匡亞明:鞠躬盡瘁為教育 尊師重教美名揚》中這樣表述: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數、理、化三系著手籌建物質結構與特殊材料性能、高分子、化學動力學與催化劑、半導體材料及其應用、計算數學、基本理論問題等研究室;1959年,吉林大學在全國率先成立了半導體系,1960年,建立外交系。匡亞明率領全校人員朝著科學高峰邁進,師生日夜攻關,碩果累累。1960年5月,在教育部舉辦的“高等教育科研成果展覽會”上,吉林大學有41項尖端、重大的研究成果參與展出:有達到國際水平或國內先進水平的環氧樹脂、光彈性塑料、計數管等;有耐高溫材料和高溫測試設備系統的研究等,這些對近代的動力工業、噴氣飛機、火箭、原子反應堆等尖端技術的發展等都有巨大意義。

  1963年,為吉林大學開創出全新局面的匡亞明調去南京大學任黨委書記兼校長。吉林大學在校園北側的“鳴放宮”為他舉行歡送會。

  吉林大學的師生們不會忘記,1959年,經有關部門通過,1960年10月22日,吉林大學被正式批準為全國重點綜合大學,從此,這所校史只有15年、建成綜合大學不過9年的新興學府,開始躋身于“我國高等教育的主要骨干”行列;師生們更不會忘記,匡亞明給吉林大學留下的教學、科研并重的辦學思想,在學術上博采眾長和團結協作、勇于創新的良好風氣,影響至今。(《匡亞明先生傳略》,高鴻雁、孫林、喬亞飛著)。

  在“鳴放宮”大報告廳里,一位中文系老師挺身站起,當場吟誦七律詩送給匡亞明,內有“八年細雨和風里,幾度披肝瀝膽人”一句,久久回蕩,撞擊著每一個在場者的心靈。

  勤勉精進

  于省吾被聘為學校歷史系教授,工作主要有兩件,一個是繼續從事古文字和古文獻的研究,另一個是培養研究生及進修教師。

  從此,吉林大學家屬區里,就有一盞燈每天凌晨三點左右準時亮起。晨讀和寫作是于省吾堅持了一輩子的習慣。

  還是在這片燈火以及靜逸夜中,于省吾對王國維等大師級人物倡導的研究方法發起了沖擊。他認為,盡管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即古史研究應該用地下資料和典籍互相參證,這與過去獨重典籍的研究有了巨大進步,但仍然沒有充分認識到地下資料的重要性。

  于省吾覺得,要想得出真正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地下資料與古代典籍就應該有主輔之分,即以地下資料為主,典籍作為輔助,因為沒有任何典籍記載能比原封未動的地下資料更可靠。

  于省吾通過對甲骨文所記商人袓先“上甲六示”廟號的系統研究,明確提出中國的成文歷史開始于武丁時代所追記的商人先公中的示壬、示癸。確切地說,就是夏代末期,距今3700年左右。這一研究成果是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又一聲巨響。

  “從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數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產、生活、社會意識等方面來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對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義有正確的理解,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去正確釋讀某些古文字數據。”(《于省吾自傳》)

  商代后期的《玄鳥婦壺》銘文中的“玄鳥婦”三字,過去曾被解釋為“‘玄+鳥’婦”,即,前兩字被認為是一個字,或者被誤認為是“鳥篆”。于省吾另辟蹊徑,從原始氏族社會中圖騰崇拜的角度去研究,同時結合典籍中有關“玄鳥生商”的記載,最終確定正確釋讀應該是“玄鳥婦”。

  “玄鳥婦”三字其實是一個標志,標志著作壺的貴族婦人是以“玄鳥”為圖騰的商人后裔。這不僅糾正了過去的誤釋,更為研究商人圖騰找到了實物依據,從而使過去一向被認為怪誕不經的“玄鳥生商”問題得到了合理解決。

  過去研究者認為,《莊子·秋水》中“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的“礨空”是“蟻穴”的意思,但細究起來,卻有諸多不通之處。于省吾經過深入分析后認定,“礨空”應為“螺孔”,從而使眾多疑惑一掃而光。

  于省吾還陸續考釋了許多難以辨認的甲骨文字,中華書局出版的《甲骨文字釋林》顯示,于省吾共考釋前人所未識或已釋而不知其造字本義的甲骨文約300字。

  于省吾其實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1896年12月23日,他在遼寧省海城縣西十五里的中央堡出生。7歲時入私塾,老師就是自己的父親。雖身處兵荒馬亂,但父親卻要求他努力求學。輾轉多年,于省吾隨奉天教育會國學專修科并入沈陽國立高等師范,于1919年畢業。

  1928年,張學良重建萃升書院。張學良認為,于省吾既有國學底子,和國學諸老還熟悉,有管理才干,值得信任,就讓他做了院監。于省吾發揮自己長處,前往北京邀請多位國學大師前往東北講學:王樹楠主講經學,吳廷燮主講史學,吳闿生主講古文,高步瀛主講文選。

  一時間,萃升書院成為東北國學宣講的重鎮。

  然而,時局急轉直下,“九一八”事變后,萃升書院無法維系,只能停辦。于省吾只得移居北平,家中舊藏的30多箱書籍也在父親的周旋下,輾轉運走。

  當時,已有大量由羅振玉、王國維等整理并刊布的古文字著作,這些成為于省吾閱讀的重要文本。王國維等人對文字的考釋及一些新的發現讓他十分著迷。但當時也有學者認為,考釋古文字跟猜謎差不多,對古文字研究的態度并不嚴肅。于省吾立志從這方面著手先做一些事情。

  通過一個又一個實際研究,于省吾發現,作為客觀存在的古文字,有形可識、有音可讀、有義可尋,只要科學分析文字的點畫或偏旁以及它和音、義的關系,尋出每一字橫向的同一時期的相互關系,以及縱向的先后時期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則多數古文字是能夠被正確認識的。“那種貌襲臆斷的舊作風必須堅決擯棄”。(《于省吾自傳》)

  在此基礎上,于省吾寫成《雙劍誃殷契駢枝》及續編、三編,還出版了《雙劍誃吉金文選》《雙劍誃吉金圖錄》《雙劍誃古器物圖錄》等專著。

  通過深入研究,于省吾發現,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來考釋先秦文獻,能夠解決大量的先秦典籍在長期流傳中造成的原文和訓釋上的大量訛誤。從1934年開始,于省吾陸續寫成并出版了《尚書新證》《詩經新證》《易經新證》《論語新證》《諸子新證》等著作。著名文字訓詁學家、南社詩人胡樸安在《中國訓詁學史》中將于省吾推許為“新證派”的代表。

  因為于省吾對古文字的出色研究,從1929年開始,一直到1949年,先后任輔仁大學講師、教授,燕京大學名譽教授,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均講授“古文字學”。

  研究古代器物和古文字,一個入門的功夫就是鑒定真偽。如果連真假都分不清,就談不到引用,研究工作也就無從入手。

  為了成為這方面的行家里手,于省吾搜羅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時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不乏精品:吳王夫差劍、少虡錯金劍、吳王光戈、楚王酓璋錯金戈,還有秦商鞅鐓、秦相邦冉戟,等等。

  一度,于省吾還以“雙劍誃”給自己的書齋定名。新中國成立后,于省吾將自己購買、收藏的古代文物均捐獻給中國歷史博物館(即今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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